迷雾背后的“李约瑟难题”

　　作者：吴越

　　英国学者李约瑟在其编著的迷雾15卷《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提出了一个问题：“尽管中国古代对人类科技发展做出了很多重要贡献，但为什么科学和工业革命没有在近代的背后中国发生？”1976年，美国经济学家肯尼思·博尔丁称之为“李约瑟难题”。约瑟

　　对于这个问题，难题各种专家学者给出了自己的迷雾答案，人们会把这种落后归咎于皇帝专制制度上，背后归咎于一姓天下的约瑟思想上，归咎于专制思想的难题腐化，归咎于中国人人性的迷雾堕落上等等。如此发散，背后使我们产生了各种对于历史方向的约瑟反思推论，回过头来我们发现这样因素众多关联庞大的难题问题，确实可以称之为难题。迷雾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博士李晓鹏，背后从经济和战略的约瑟视角探究历史问题，将这个问题的视野放在西方工业革命之前的中国，在关键的时间点寻找线索。他在《巨变与突围：碰撞中的清帝国1644—1840》中，写出了这段历史时期，中国发生的大事件以及那些影响历史进程的微量变化，以最直观的视角来解答这道“李约瑟难题”。

　　书中一上来就介绍了明清交替时的人口损失。根据杜车别（孙海宁）在《明末清初人口减少之谜》中的估计，明清换代的人口损失大约超过了2亿。而在葛剑雄《中国人口史》的估算中，明末总人口在2亿左右，到了清朝初年只剩下了7000多万。即使按照这个相对保守的估计来看，明清换代的人口损失仍能达到1亿人左右，这就现在来看也是个惊人的数字。

　　根据一些史料以及合理推算，明末的实际人口应该会远远高于官方的统计。按照明朝征税实行土地税、人头税并行的制度。土地经过多次重新丈量，这部分的数据有所更新。但征税的户口，两百多年来没有进行过大规模的调查登记，基本上就是按照每年新生和死亡人数做个简单的计算。尤其到了明朝中后期，这种统计基本上就是一年一抄，原样填写，编点微量调整省得上面找事。洪武十四年（公元1381年）是1065万户，到了万历六年（公元1578年）是1062万户。将近两百年的时间，没大病没大灾的，基本上没变化，甚至还少了3万户。书中一上来用了大量篇幅来讲述明末清初的人口问题，分析和举例都非常细致，目的就是为了给予读者后面的“解题”背景。

　　接下来作者引入最直观的历史图景，西方工业革命以1765年哈格里夫斯发明珍妮纺纱机为标志，而前序发展在18世纪初西方资本主义就已经蠢蠢欲动了。当我们把视角移回中国，这个关键时刻，正赶上我们明清换代之际。当时没有稳定太平的社会，甚至连生命安全都无法保障。

　　在经济文明最发达的江南、华南地区出现了大规模的人口锐减，明末的江南、华南地区资本萌芽，手工业的发展，促进着对劳动市场的需求，当地人已经开始探索增加劳动力和扩大需求的未来市场，手工业凭着海运进出口频繁。但在这样的情境下，却爆发了朝代更替。就好像英国在工业革命的前夕，突然遭到北欧海盗的征服，人口损失惨重，英国即便是有多少累积也不可能爆发工业革命。

　　当然除此之外还有很多客观因素与间接原因，但归根到底还是人没了，这个前提是人们想淡化想掩饰，却怎么也绕不开的问题。我们通常认为读史可以明智，读史可以预知未来的道路，李晓鹏想的或许就是只有直面问题，不遮挡不淡化才能让我们的反思真的在点上。

　　改朝换代导致了大量损失，经过康雍乾上百年的稳定发展，中国人口再次恢复到明末时的水平。那是不是中国就有机会走向工业革命？似乎之前的问题围绕着人口，而人口增长是不是就能重新来过？书中顺着这样的思路继续为读者讲述间接因素间的关系。

　　明朝中后期的人口顶峰是4亿，到了乾隆年间人口已经突破了4亿，可见百年间人口的增长非常之快，难道百姓迅速恢复了？其实不是，焦点仍在江南地区。中国数千年以来对土地持续不断地进行开发，从早期的中原地区、关中地区、黄河流域，再到南方地区、长江流域，中国的经济重心是随着农业富饶的地区偏移的。

　　黄河流域千年的开发已经让大量的水土流失，很多耕地已经无法满足日益增长的人口。而长江流域虽然有着得天独厚的条件，但艰难的开发过程，很难让人们主动选择这些地方。相比北方，南方一直是在政权的统筹下被隐形开发，这个过程相对较慢，但陆陆续续持续了千年。还有东晋、南北朝、南宋等偏安王朝的移民与被迫开发。北宋末年，人口高峰突破1亿人，其中南方人口约5000万，南北几乎持平。而这时的全国经济中心仍在都城开封一带，维持在北方。后来，女真人和蒙古人的南下，将宋朝压缩在长江流域。这时全国经济被迫南移，南方经济也在这时候大幅超过北方，不仅农业发达，海洋贸易更是保证了人口的增长。尤其是四川、云南、贵州这些南方偏远地区也实现了增长。

　　到了明朝中后期，耕地的开发和农业技术的进步足以支撑起4亿人，尤其是南方成为中国的大粮仓，这个底子是人口快速恢复的基础。也就是说在清朝初年，咱们的生产技术和生产水平仍旧是4亿人的底子，随着劳动力的恢复，自然是迅猛增长。

　　作为幸存者的后代，作为享受过太平日子的老百姓，很难回到明末那个状态。明末的江南相对来说受到政局的影响小，富贵商人依旧求他的富贵，读书人多是不愿从政的“闲人”，他们投入到生产中，真的是一副“挣钱最重要”。思想文化的自由与贸易的刺激，是明末可以往前发展的基础。而当经过了康雍乾的洗礼，这样的环境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工业革命前夕的社会进步也就这样错过了。

　　看完全书我们有了这样一种推测，如果明末产生工业革命，那肯定是平民革命，是由下至上的改变。而当我们看到康熙摆弄的西洋玩意和被乾隆皇帝锁在仓库的西洋科技时，我们只会认为清代的工业革命只能是自上而下的产生，只有统治者想通了想给了，下面的人才可以拥有。“李约瑟难题”或许很好解答，直接的原因就是人口锐减，而背后的其他因素，问题与问题之间的关联，才让李约瑟的提问如此难以回答。（吴越）